陈忠实和《白鹿原》******

　　中新社记者 张珂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一经出版便博得一片喝采。评论家称其是“一部可以称之为史诗的大作品”；书店老板们炒买炒卖忙得不亦乐乎；作家本人则虔诚地去完成无数次签名任务，有位读者竟用三轮车一次给拉来了200多部等待签名的书。

　　51岁的陈忠实，出生于西安市灞桥区西蒋村，务过农，当过乡村教师，做过基层干部，现为陕西省作协主席。此前出版过中短片小说集《乡村》、《初夏》、《到老白杨树后边去》等。短篇小说《信任》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陈忠实忠实地写作，忠实地做人。他认认真真地告诉记者，因为家贫，他初中一年级曾被迫辍学，后来是在一位乡党委书记的帮助下才重新返回课堂的，如其不然，他很自然地会像父亲那样做一个拉牛种地的农民。所以他真诚地热爱新中国。

　　这位瘦瘦高高的陕西作家，刀削斧刻般的脸上，皱纹密布，沟壑纵横，使人从中很容易读到他小学中所体现的那种对生活的沧桑感和洞察力。尤其令人难忘的却是他的笑，天真、憨厚、无邪，只有对历史和人生悟到一定份上的人才会笑得这样纯。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陈忠实回忆，进入44岁那一年，他很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自谓从初中二年级起就迷恋文学，尽管获了几次奖也出了几部书，总是在自信与自卑的矛盾中踟蹰，因此强烈地意识到50岁这个年龄大关的恐惧。那时他便为日后留下了一句常被文坛人士提起的豪言：“如果50岁还写不出一部死后可以做枕头的书，这辈子就白活了！”无巧不成书。不久前，山东某乡镇医院的一位医生在读罢《白鹿原》后致信作家，希望将来临死之际能头枕着这部著作。

　　“长篇写作，是一种最孤苦伶仃也最诚实的劳动。”当《白鹿原》的大命题逐渐清晰之后，陈忠实曾专门花费半年，阅读西安周围三个县几尺高的县志，地方中共党史和文史资料，并走村串户做社会调查，仅摘、录的资料就达30多万字。

　　陈忠实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偏僻的乡村度过的。他说：“写作《白鹿原》时，我觉得必须躲开现代文明和城市生活的喧嚣，需要一个寂寞乃至闭塞的环境，才能沉心静气完成这个较大的工程。”从1988年4月搭笔，到1992年农历腊月二十五封笔，历时近四个年头。其中，草稿和复稿中的近百万字都是在其祖居的乡村的家里完成的。那个村子因为房屋紧靠着地理上的白鹿原的北坡坡根，电视信号被挡住了，电视机只能当做收音机听“新闻联播”；村外有七八里土石路通长途车站，一旦下雨下雪，村里便没有人出门了。

　　陈忠实说，为了走过那段庞大、复杂、凝重的思维过程，他“抽雪茄，饮酽茶，扣秦腔，喝西凤酒，全是强烈型的刺激。从这些习惯看简直像个秦腔老艺人。”

　　洋洋五十万言的《白鹿原》，以关中大地为舞台，以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为背景，以几个家族的兴衰荣辱为主线，演出了一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剧。作品中那些“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的人们，感人肺腑。

　　今年6月，《白鹿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首版1.5万册在一周内售空。截至8月份已印刷了4次，共26万册，再次出现炒卖现象。西安、兰州、成都、北京等地都出现盗版。来自不久前西安一次为期10天的大型书市上的消息说，书市上最畅销的是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其次便是《白鹿原》。

　　美国、台湾等地的出版商也表达了出版该书的意向。香港天地出版社也将于近日出版《白鹿原》。

　　陈忠实告诉记者，创作是生命体验的一种展示，5年前那段时间的生命体现，已在《白鹿原》中得到较充分的宣泄。因此，他无意再写该书的续篇。但今后他将以长篇创作为主。

　　(中新社西安1993年11月19日电)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第六届“问道玉渊潭”国际论坛综述

　　由中国实学研究会、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党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主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六届“问道玉渊潭”国际论坛在京召开。会议采取线上形式，来自全国高校马院和科研院所90余名专家和师生汇聚云端展开讨论。

　　北京工商大学党委副书记李中奇在致辞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要不断加大和国际学者的交流和合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础上，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坚守中华立场；从其他国家和文明中汲取养分，面向世界推进学术研究、增加影响力。

　　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王杰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实学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流派，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支撑要素。论坛研究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体现了强烈的使命担当和深邃的理论素养。

　　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秘书长赵庆杰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两个结合”的最新论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的历史定位，凸显了在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传承和发展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深厚资源、丰厚沃土的价值以及中国共产党通过理论创新、治国理政、建设国家推动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提升中国人民的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使命担当。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书记罗文东研究员指出， 马克思主义是增强文化自信的科学指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增强文化自信的丰厚资源。我国有大量优秀文化成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冯颜利指出，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解决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如何培养人的问题，讲好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中的精彩故事，创新发展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重视家国情怀与全球视野的培育。

　　河北大学田海舰教授指出，要“马中西”相融通，摒弃“体用二原”的思维模式，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先进性与大众性、现实性与超越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传承性与创新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有效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融入日常生活世界。

　　山东大学吴文新教授指出，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深层次的融通提出了新要求。这是一个实践历史和理论逻辑并行且相互作用的过程。融通的基本方法是以“马魂中根西用”为原则，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综合创新，最终形成“中华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

　　北京外国语大学田辰山教授指出，人类迄今为止主导走向的是一条精神异化与物质异化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皆是优化共生体系的学说，二者结合必将开创人类第二次启蒙的文明新形态局面——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世界秩序。

　　日本北九州大学邓红教授指出，南宋哲学家陆九渊将宇宙分为自然之大宇宙和人心之小宇宙，融通古今东西不变之理,认为人的价值在于道德自觉性，强调明本心的思想教育，主张明实理、做实事，提倡简易直截的实践学风。这启示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建立在“仁爱”这个共有人性基础和道德精神依托之上。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邓国峰教授指出，要深刻认识到网络空间中呈现的话语渠道多元化与话语权力去中心化、安全治理精准化与渗透方式隐匿化、协同治理简易化与虚实叠加复杂化、风险隐患窗口化与脱离现实割裂化等特点，通过长效机制实现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

　　衡水学院魏彦红教授指出，董仲舒“调均”思想的起点是一种经济调控政策，其意义在于社会制度的完善，更倾向于儒家价值观念的融合与渗透，对今天调节社会贫富差距过大以及社会各阶层的管理上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首都师范大学孔德立教授指出，中华民族之所以可以以共同体的形式存在，是因为中华民族有共同的文化基础与认同。这种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是近代以西方民族与文化为参照，以汉族为主体，凝聚其他少数民族而逐渐形成的。

　　华侨大学薛秀军教授指出，在与欧洲现代文明的碰撞和交融中，中华文明逐步孕育和生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现实整合，必须以既源于现代化又能对现代化进行“原创性”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为中介。要以大历史视野分析和把握中华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对话互动。

　　北京科技大学李艳艳教授指出，文明问题涉及民族、国家的认同，同时又是超越民族、国家等传统认同对象的崭新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继承了现代性的基本精神，超越了以牺牲人自身的发展为代价来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现代文明模式，采取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崭新现代文明道路。

　　北京大学杨柳新副教授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意味着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兴起——既超越了当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又继承了中华传统德性政治文明的精华。马克思主义为新政治文明提供了思想指引和道德批判价值准则，中华传统提供了绵延数千年的“活”的德性政治文明根基。

　　沈阳师范大学刘润教授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证明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兼容性，超越了一直以来被西方奉为市场经济圭臬的个人本位价值观，打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经济“价值中立”说，解构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西方宗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一元文化阐释，为现代市场经济提供了社会主义文明治理新路径。

　　辽宁理工大学魏新河教授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现代化理论中关于以工业化、市场化、经济全球化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普遍规律。人民经济是以人民为主体，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服务的经济理论和经济运行模式，其根本目标是人民群众幸福最大化，代替资本增殖和利润最大化。

　　衡水学院曹迎春教授指出，传统文化中的乐观精神、忧患意识、担当精神、创新精神等，汇入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并成为其核心内涵。其中，董仲舒思想便是一支重要的精神支流。

　　北京理工大学陈洪玲教授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握正确的斗争方向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秉持坚定的斗争原则巩固党内团结，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为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提供了重要保证。

　　北京大学王久高研究员指出，实现中国革命红色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应准确理解历史文化的精神、精髓；要有问题意识，着眼于时代和社会需要，赋予新的内涵和形式；具备可供转化和创新的丰富的土壤和环境；广大人民群众是实现“两创”的活水源泉。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任国征研究员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要深入挖掘、系统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当代价值，构建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话语权。

　　北京工商大学赵春丽教授指出，党的“自我革命”话语是不断对自身发展状况进行净化、完善、革新和提高的话语的集中表达。它反映了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长期持续获得普遍的政治认同和获得人民拥护的功能，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与国际话语权问题。

　　武汉理工大学雷江梅教授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人类轴心文化之一，既以博大精深的内涵意蕴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文化滋养，又以旺盛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培育着中华儿女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丰富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

　　北京工商大学田建华副教授指出，用科学性、批判性、时代性原则来审视区域传统文化，继续深入挖掘区域文化基因中的优秀文化特质，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文化发展高质量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共赢，让区域文化实践助力民族复兴。

　　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姚洪越副教授最后总结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主体，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生机活力的主体；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时代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基础和资源，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更好发展。（供稿：姚洪越、朱康有）